這是道德及罪惡的問題 -- 訪馮智活牧師
2/21/2012
香港反核運動訪問系列（三）獨立媒體
馮智活
去年日本福島發生核災難後，其中一位見報率最高的人物，是馮智活牧師，因為1986年百萬港人要求停建大亞灣核電站的簽名，就是由馮智活率領的一行12人帶到北京的。
1986年，馮智活被推舉為成立不久的「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站聯席會議」召集人。他當上召集人後的第一個重要任務，就是代表香港人到北京，表達對大亞灣核電站（以下簡稱「大核」）的強烈反對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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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到往事，馮智活想起當年既緊張又興奮的情緒：「那是8月，我與各路代表如教協和公務員工會代表一行12人，在新華社安排下到北京遞交簽名。如有神助，我們裡頭很多是天主教徒或基督徒，因此十分齊心團結。」
馮智活覺得，那時候香港的中方機構比較開明，不但安排他們從香港到北京的行程，還協助他們運送十多箱簽名信。
他們到達北京後，又有接待團接待他們，並為他們安排了討論、交流和參觀等，令他們感到自己像貴賓一樣。但是，當他們提出遞交香港市民的簽名時，得到的是冷淡的回應。
「初時他們拒絕派高級官員接收簽名信，我們說：『若非高級官員接收，我們會到中南海靜坐。』這樣，他們才派前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出來接收簽名。」據當年傳媒報導，李後接過簽名後，便立即離開，沒跟馮智活他們說一句話。
一百萬人的簽名，令運動氣勢如虹，北京的冷待並未影響運動的士氣，馮智活說：「我們（回港後）繼續催谷氣氛，如搞高山大會、反核遊行和民眾集會。」9月14日，聯席五百人遊行到布政司署，向港督遞交請願信。9月23日大核的主要合同正式簽署。10月5日，聯席在摩士公園舉行民眾集會，有一千名市民出席（註1)
馮智活與聯席代表帶同香港市民的簽名到北京。
基督徒的角色
馮智活投身反核，跟他的基督教信仰分不開。他有份創辦的基督徒學生運動（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，簡稱SCM）是最早關注大核的「關注核電廠聯合組織」(JOCNE) 的成員。SCM成立於1981年，正是香港基督教教會積極投身社會事務的年代。
八十年代以前，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屬下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（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，簡稱CIC）便以關懷勞工為其使命，在本地的工人運動以至社會運動的發展中，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。八十年代，基督徒在香港社會事務上更為活躍，尤其關注民生議題。
曾任職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的郭乃弘牧師在一篇文章中提到，基督教協進會1979年和1980年舉辦的「香港教會使命諮詢會議」，不但促使教會更深入關注社會問題，而且間接令教會以新方式介入社會事務。
所謂新的方式，就是以建立聯盟的模式，推動教會組織跟其他民間團體合作。據他說，1980年的反兩巴加價運動，就是由基督徒團體和教會組織率先發起，後來擴大了網絡，便組成「各界反對兩巴加價聯委會」（註2）。
這些基督徒團體後來又先後參與組成「各界爭取監管兩電聯委會」和「各界監管公共事業聯委會」。
雖然一些基督徒團體和教會機構活躍於社會事務，馮智活說教會一般不直接介入社會，甚至完全不談社會問題：「純社會問題很難進入教會，除了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站的年代。」
郭乃弘也說，基督教的大宗派因為「不方便」直接參與，會「委託」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扮演這角色。但是，停建大核的運動，卻得到基督徒廣泛支持。切爾諾貝爾核災後，多個教會組織和個人組成了「基督徒關注大亞灣核電廠行動組」，除CIC、SCM和基督教協進會外，還有門諾會、官塘教會、西九龍教會、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、荃葵基督徒社關組等（註3）。
對於當年教會的參與，馮智活似乎不願多談。他說，當年雖然有基督徒團體參加反核，但他們的身份並不突出，另外有些基督徒是以個人身份參加的。他說：「那時基督徒的出發點是關心香港的福祉和愛護社會。」
他認為，八十年代基督徒比較關注社會事務，是社會氣氛的緣故，而基督徒關心的，多是民生問題。馮智活回憶，當年積極投身社會事務的基督徒，包括當時CIC的主任劉千石，還有盧龍光牧師。他們兩個當年都是「各界監管公共事業聯合委員會」的核心人物，後來也曾積極投入停建大核的運動。「他們後來也覺得沒機會，少了關心，一年左右就淡了。」
1986年一群基督徒的反核行動
反核運動與民主運動
對馮智活來說，反核運動的高潮很快過去：「 86年是高潮，87年仍有少許餘波，例如一個月有一兩次記者會，88年我去了選區議員，關注也就少了。後來直選，我進了立法局，通過立法局的渠道關心核電，並一直以安全為主要考慮，包括建築和操作安全，因為已無法反對興建了。」
運動是怎樣結束的呢？「我們沒有正式結束，但88直選沖淡了一點，89民運又再沖淡了一點。最後運動的財政由CIC接手，有輕微的赤字，由他們承擔了。」
有人說「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站聯席會議」是泛民主派的雛形（註4)，馮智活也同意這說法，因為有過百團體加入了聯席，社會代表性相當廣泛，其中包括了學生和老師、宗敎界人士、議員和政團等，而他們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比較傾向民主。
86年11月2日，高山劇場舉行了第一次高山大會，口號是「促進政制民主、發揮高度自治，落實港人治港」，會上91個團體宣佈成立「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」(民促會)，馮智活也加入了民促會秘書處。1988年他參加區議會選舉，順利當選沙田區區議員。1990年他加入「香港民主同盟」（港同盟），1991年先後當選區域市政局議員和立法局議員。劉千石亦於同年通過直選晉身立法局。
進入了議會後，馮智活主要在議會層面關注大核。1986至1995年間，立法局曾多次討論大核，議題涉及核電廠的興建和施工問題、環境污染、應變計劃和電費等，而馮智活也曾動議討論大亞灣的應變計劃。但是，他認為香港人當時已無法改變大亞灣建造核電廠這事實。
回顧運動成敗
日本福島核災難後，有國內評論指86年香港的反核運動失敗，是有關方面公關工作的成功，譬如成立有香港人參與的「大亞灣核電站核安全諮詢委員會」。馮智活認為，諮詢委員會只是其中一個因素，主要影響是當年立法局扮演的角色。
他說：「立法局議員的化解力更大。他們很聰明，那時大家都不認識核能，立法局就組織日本和美國考察團，回來後他們就成了半個專家，還發表報告。我沒有去，就不能說那麼多……。」
有學者也認為立法局的核能考察團有效扭轉了輿論，本來反對建造大核的《星島日報》改變了立場，而大核的爭議也悄悄地從其他報章的版面消失了（註5）。
「當然最後拍板的是中方……還有就是這問題的政治化。」
馮智活認為，中方並未單純從民生或者香港利益出發，去考慮是否應建造大核，而是從政治上考慮，認為一旦順從香港人的意見，以後就很難駕馭香港。
他說：「政治化就是這次我不建，以後你反對甚麼我都要照你的意思辦了。」
馮智活認為中方當年是無論如何都要建成這個核電廠的。
「其實那時香港不需要那麼多電，給香港供電和經濟合作是藉口，（真正目的是）在中方參與的情況下取得外國技術。」
如果建造核電廠只是中方的需要，當時的香港政府又為甚麼大力支持，而立法局又為何要為計劃護駕呢？
馮智活認為，雖然香港政府理論上可以不批准，但實際上不可能，因為即使香港不參與，中方自己也會建造這個核電廠。「（香港政府認為）它批准就是雙方得益，中方固然得益，殖民政府的參與也有助促進經濟和安全，始終它是影響香港的。……當時的港英政府某程度上也同情我們的處境，如果不建，他們是沒有問題的，他們不會單從經濟角度考慮，而是為長遠著想。」
但是，馮智活的說法，一些人可能不同意。
當年循功能組別進入立法局的李柱銘，在2007年寫的一篇文章中，指斥當年港英政府態度強硬，「完全漠視香港人的訴求」（註6）。另一方面，據當年報章的報導，港英政府從一開始就參與了計劃研究和談判。《南華早報》1980年10月5日刊登了一篇跟中電主席嘉道理的專訪。嘉道理說，建造核電廠涉及龐大的費用和技術的問題，不可能是私人投資，必然需要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合作（註7）。之後，香港和英國政府都參與了計劃的商討，香港政府更鼓勵港燈加入計劃，只是後者基於經濟原因予以拒絕。
有學者認為，當年港英政府既要維護英國人的利益，也不想破壞跟中國政府的關係，結果只能是漠視香港人的意願（註8）。
雖然馮智活1991年加入了立法局，但他認為立法局沒有機制阻止核電廠的興建。他說：「這計劃不需要香港政府正式審批，當然，如果香港極力堅持全面反對，還是可以…有機會推倒的。」
大核建造計劃逐步落實後，人們反核的信心漸漸受到打擊。馮智活說：「後來大亞灣核電廠計劃落實，反核聲音就不如以往，亦再沒有大型示威遊行……感覺無能為力，社會不相信可以推翻大核計劃，不再談核議題。我們的訴求改為對核電廠選址、建築、運作和監管的關注。」
1985年鄧小平接見當時的中電主席嘉道理。
反核運動前景
馮智活當了一屆立法局議員後便沒有再參選。他之後仍活躍於民主運動，但未有再搞反核運動，他說是年紀大和工作關係，同時他想做更深層次的事，例如素食。
他說：「核的問題是我們用了太多電，是我們對資源的攫取。素食就可以減少我們對資源的需求。反核必須有人做，但有人做就可以了，不必是我……」
至於福島核災後社會未見反核浪潮，馮智活認為是因為我們已經在使用核電，要停止並不容易，加上香港沒有民主架構，香港人不相信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。「86年香港人感到有希望，覺得有機會，但現在的機會微乎其微，所以很難引發群眾運動。」
香港環保組織也未見積極，馮智活說：「環保組織推行的運動較個人，核電不是貼身問題，所以大家不會很關心。」不過，他認為最主要原因，是核電站不在香港境內，加上核能是高科技工業，一般人少接觸，所以不理解核能的危害。
雖然如此，他認為隨著香港附近的核電廠越起越多，污染必然日增，香港人的憂慮會越來越大。
至於基督徒，馮智活認為他們可以以個人身分參與或者自己組織團體關注，而不要被動地依賴堂會安排。
「只為災民祈禱，此外什麼都不做，是不足夠的，我們必須主動探索這議題，更深入去討論。」但基督徒對核電應持甚麼立場呢？
作為牧師的馮智活回答：「聖經當然沒有提及核電，這畢竟是近代科技，但聖經提倡一個負責任，從人民真正福祉出發，免除災害的生活模式。
基督徒應以較高的價值觀去看待事物。核能發展牽涉到核工業的謊言，那不單是技術操作上的問題。基督徒不應說謊，而應追尋及揭露事物真相。
如果核工業沒有謊言，不用反對它，它自己就會結束。你看看福島事件就知道──它隱瞞了多少事實！
這是道德及罪惡的問題。核電是不負責任的工業，你看核廢料的處理！另外是決策過程，決策是否通過民主程序得來？
有沒有把好處壞處都拿出來給人民辯論、諮詢，並尊重人民的決策。
這問題非常複雜，普通人可能沒時間了解、分析和判斷，但作為社會一分子，我們必須對這問題有某程度的認識，並迫使當局公開所有資料。當所有資料公開了以後，你沒空看不要緊，馮智活有，其他關心的人有。」
訪問：歐輝、方鈺鈞、張彩雲
撰文：歐輝
註釋：
1. 見《核子發電－－大亞灣計劃面面觀》附錄：「大亞灣核電廠事件日程表」（香港：明報出版社出版附錄，1987)。
2. 見郭乃弘：「基督教在香港發展中的角色和任務」，載於陳海文等著《香港教會與社會運動：八十年代的反思》(香港：香港基督徒學會，1994）；有關另外兩個聯委會，見同書附錄四：「八十年代教會關社歷程」。
3. 註2 中陳海文等一書的附錄四。
4. 蔡子強於2003年的文章「香港政制發展的回顧與展望」提出，聯席是「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」的雛型。他的分析看來源於Herbert S. Yee & Wong Yiu-Chung, “Hong Kong: the politics of the Daya Bay nuclear plant debate” International Affairs, Vol. 63, No. 4, Autumn, 1987, pp. 617-630。Yee & Wong一文同時記述了1986年的政制爭論。
5. 見註4中Herbert S. Yee & Wong Yiu-Chung一文。
6. 李柱銘：「大亞灣核電廠：中共的公關手段，遠較港英政府高明。」《壹週刊》，2007年08月16日。
7. 《大亞灣核電站資料冊》(香港：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出版，1987)，頁27。
8. 見註4中Herbert S. Yee & Wong Yiu-Chung一文和Ko Ting Ming, “Pressure Groups and the Daya Bay Controversy”（哲學碩士論文，香港：香港大學，1987)
2/21/2012
香港反核運動訪問系列（三）獨立媒體
馮智活
去年日本福島發生核災難後，其中一位見報率最高的人物，是馮智活牧師，因為1986年百萬港人要求停建大亞灣核電站的簽名，就是由馮智活率領的一行12人帶到北京的。
1986年，馮智活被推舉為成立不久的「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站聯席會議」召集人。他當上召集人後的第一個重要任務，就是代表香港人到北京，表達對大亞灣核電站（以下簡稱「大核」）的強烈反對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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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到往事，馮智活想起當年既緊張又興奮的情緒：「那是8月，我與各路代表如教協和公務員工會代表一行12人，在新華社安排下到北京遞交簽名。如有神助，我們裡頭很多是天主教徒或基督徒，因此十分齊心團結。」
馮智活覺得，那時候香港的中方機構比較開明，不但安排他們從香港到北京的行程，還協助他們運送十多箱簽名信。
他們到達北京後，又有接待團接待他們，並為他們安排了討論、交流和參觀等，令他們感到自己像貴賓一樣。但是，當他們提出遞交香港市民的簽名時，得到的是冷淡的回應。
「初時他們拒絕派高級官員接收簽名信，我們說：『若非高級官員接收，我們會到中南海靜坐。』這樣，他們才派前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出來接收簽名。」據當年傳媒報導，李後接過簽名後，便立即離開，沒跟馮智活他們說一句話。
一百萬人的簽名，令運動氣勢如虹，北京的冷待並未影響運動的士氣，馮智活說：「我們（回港後）繼續催谷氣氛，如搞高山大會、反核遊行和民眾集會。」9月14日，聯席五百人遊行到布政司署，向港督遞交請願信。9月23日大核的主要合同正式簽署。10月5日，聯席在摩士公園舉行民眾集會，有一千名市民出席（註1)
馮智活與聯席代表帶同香港市民的簽名到北京。
基督徒的角色
馮智活投身反核，跟他的基督教信仰分不開。他有份創辦的基督徒學生運動（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，簡稱SCM）是最早關注大核的「關注核電廠聯合組織」(JOCNE) 的成員。SCM成立於1981年，正是香港基督教教會積極投身社會事務的年代。
八十年代以前，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屬下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（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，簡稱CIC）便以關懷勞工為其使命，在本地的工人運動以至社會運動的發展中，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。八十年代，基督徒在香港社會事務上更為活躍，尤其關注民生議題。
曾任職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的郭乃弘牧師在一篇文章中提到，基督教協進會1979年和1980年舉辦的「香港教會使命諮詢會議」，不但促使教會更深入關注社會問題，而且間接令教會以新方式介入社會事務。
所謂新的方式，就是以建立聯盟的模式，推動教會組織跟其他民間團體合作。據他說，1980年的反兩巴加價運動，就是由基督徒團體和教會組織率先發起，後來擴大了網絡，便組成「各界反對兩巴加價聯委會」（註2）。
這些基督徒團體後來又先後參與組成「各界爭取監管兩電聯委會」和「各界監管公共事業聯委會」。
雖然一些基督徒團體和教會機構活躍於社會事務，馮智活說教會一般不直接介入社會，甚至完全不談社會問題：「純社會問題很難進入教會，除了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站的年代。」
郭乃弘也說，基督教的大宗派因為「不方便」直接參與，會「委託」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扮演這角色。但是，停建大核的運動，卻得到基督徒廣泛支持。切爾諾貝爾核災後，多個教會組織和個人組成了「基督徒關注大亞灣核電廠行動組」，除CIC、SCM和基督教協進會外，還有門諾會、官塘教會、西九龍教會、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、荃葵基督徒社關組等（註3）。
對於當年教會的參與，馮智活似乎不願多談。他說，當年雖然有基督徒團體參加反核，但他們的身份並不突出，另外有些基督徒是以個人身份參加的。他說：「那時基督徒的出發點是關心香港的福祉和愛護社會。」
他認為，八十年代基督徒比較關注社會事務，是社會氣氛的緣故，而基督徒關心的，多是民生問題。馮智活回憶，當年積極投身社會事務的基督徒，包括當時CIC的主任劉千石，還有盧龍光牧師。他們兩個當年都是「各界監管公共事業聯合委員會」的核心人物，後來也曾積極投入停建大核的運動。「他們後來也覺得沒機會，少了關心，一年左右就淡了。」
1986年一群基督徒的反核行動
反核運動與民主運動
對馮智活來說，反核運動的高潮很快過去：「 86年是高潮，87年仍有少許餘波，例如一個月有一兩次記者會，88年我去了選區議員，關注也就少了。後來直選，我進了立法局，通過立法局的渠道關心核電，並一直以安全為主要考慮，包括建築和操作安全，因為已無法反對興建了。」
運動是怎樣結束的呢？「我們沒有正式結束，但88直選沖淡了一點，89民運又再沖淡了一點。最後運動的財政由CIC接手，有輕微的赤字，由他們承擔了。」
有人說「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站聯席會議」是泛民主派的雛形（註4)，馮智活也同意這說法，因為有過百團體加入了聯席，社會代表性相當廣泛，其中包括了學生和老師、宗敎界人士、議員和政團等，而他們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比較傾向民主。
86年11月2日，高山劇場舉行了第一次高山大會，口號是「促進政制民主、發揮高度自治，落實港人治港」，會上91個團體宣佈成立「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」(民促會)，馮智活也加入了民促會秘書處。1988年他參加區議會選舉，順利當選沙田區區議員。1990年他加入「香港民主同盟」（港同盟），1991年先後當選區域市政局議員和立法局議員。劉千石亦於同年通過直選晉身立法局。
進入了議會後，馮智活主要在議會層面關注大核。1986至1995年間，立法局曾多次討論大核，議題涉及核電廠的興建和施工問題、環境污染、應變計劃和電費等，而馮智活也曾動議討論大亞灣的應變計劃。但是，他認為香港人當時已無法改變大亞灣建造核電廠這事實。
回顧運動成敗
日本福島核災難後，有國內評論指86年香港的反核運動失敗，是有關方面公關工作的成功，譬如成立有香港人參與的「大亞灣核電站核安全諮詢委員會」。馮智活認為，諮詢委員會只是其中一個因素，主要影響是當年立法局扮演的角色。
他說：「立法局議員的化解力更大。他們很聰明，那時大家都不認識核能，立法局就組織日本和美國考察團，回來後他們就成了半個專家，還發表報告。我沒有去，就不能說那麼多……。」
有學者也認為立法局的核能考察團有效扭轉了輿論，本來反對建造大核的《星島日報》改變了立場，而大核的爭議也悄悄地從其他報章的版面消失了（註5）。
「當然最後拍板的是中方……還有就是這問題的政治化。」
馮智活認為，中方並未單純從民生或者香港利益出發，去考慮是否應建造大核，而是從政治上考慮，認為一旦順從香港人的意見，以後就很難駕馭香港。
他說：「政治化就是這次我不建，以後你反對甚麼我都要照你的意思辦了。」
馮智活認為中方當年是無論如何都要建成這個核電廠的。
「其實那時香港不需要那麼多電，給香港供電和經濟合作是藉口，（真正目的是）在中方參與的情況下取得外國技術。」
如果建造核電廠只是中方的需要，當時的香港政府又為甚麼大力支持，而立法局又為何要為計劃護駕呢？
馮智活認為，雖然香港政府理論上可以不批准，但實際上不可能，因為即使香港不參與，中方自己也會建造這個核電廠。「（香港政府認為）它批准就是雙方得益，中方固然得益，殖民政府的參與也有助促進經濟和安全，始終它是影響香港的。……當時的港英政府某程度上也同情我們的處境，如果不建，他們是沒有問題的，他們不會單從經濟角度考慮，而是為長遠著想。」
但是，馮智活的說法，一些人可能不同意。
當年循功能組別進入立法局的李柱銘，在2007年寫的一篇文章中，指斥當年港英政府態度強硬，「完全漠視香港人的訴求」（註6）。另一方面，據當年報章的報導，港英政府從一開始就參與了計劃研究和談判。《南華早報》1980年10月5日刊登了一篇跟中電主席嘉道理的專訪。嘉道理說，建造核電廠涉及龐大的費用和技術的問題，不可能是私人投資，必然需要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合作（註7）。之後，香港和英國政府都參與了計劃的商討，香港政府更鼓勵港燈加入計劃，只是後者基於經濟原因予以拒絕。
有學者認為，當年港英政府既要維護英國人的利益，也不想破壞跟中國政府的關係，結果只能是漠視香港人的意願（註8）。
雖然馮智活1991年加入了立法局，但他認為立法局沒有機制阻止核電廠的興建。他說：「這計劃不需要香港政府正式審批，當然，如果香港極力堅持全面反對，還是可以…有機會推倒的。」
大核建造計劃逐步落實後，人們反核的信心漸漸受到打擊。馮智活說：「後來大亞灣核電廠計劃落實，反核聲音就不如以往，亦再沒有大型示威遊行……感覺無能為力，社會不相信可以推翻大核計劃，不再談核議題。我們的訴求改為對核電廠選址、建築、運作和監管的關注。」
1985年鄧小平接見當時的中電主席嘉道理。
反核運動前景
馮智活當了一屆立法局議員後便沒有再參選。他之後仍活躍於民主運動，但未有再搞反核運動，他說是年紀大和工作關係，同時他想做更深層次的事，例如素食。
他說：「核的問題是我們用了太多電，是我們對資源的攫取。素食就可以減少我們對資源的需求。反核必須有人做，但有人做就可以了，不必是我……」
至於福島核災後社會未見反核浪潮，馮智活認為是因為我們已經在使用核電，要停止並不容易，加上香港沒有民主架構，香港人不相信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。「86年香港人感到有希望，覺得有機會，但現在的機會微乎其微，所以很難引發群眾運動。」
香港環保組織也未見積極，馮智活說：「環保組織推行的運動較個人，核電不是貼身問題，所以大家不會很關心。」不過，他認為最主要原因，是核電站不在香港境內，加上核能是高科技工業，一般人少接觸，所以不理解核能的危害。
雖然如此，他認為隨著香港附近的核電廠越起越多，污染必然日增，香港人的憂慮會越來越大。
至於基督徒，馮智活認為他們可以以個人身分參與或者自己組織團體關注，而不要被動地依賴堂會安排。
「只為災民祈禱，此外什麼都不做，是不足夠的，我們必須主動探索這議題，更深入去討論。」但基督徒對核電應持甚麼立場呢？
作為牧師的馮智活回答：「聖經當然沒有提及核電，這畢竟是近代科技，但聖經提倡一個負責任，從人民真正福祉出發，免除災害的生活模式。
基督徒應以較高的價值觀去看待事物。核能發展牽涉到核工業的謊言，那不單是技術操作上的問題。基督徒不應說謊，而應追尋及揭露事物真相。
如果核工業沒有謊言，不用反對它，它自己就會結束。你看看福島事件就知道──它隱瞞了多少事實！
這是道德及罪惡的問題。核電是不負責任的工業，你看核廢料的處理！另外是決策過程，決策是否通過民主程序得來？
有沒有把好處壞處都拿出來給人民辯論、諮詢，並尊重人民的決策。
這問題非常複雜，普通人可能沒時間了解、分析和判斷，但作為社會一分子，我們必須對這問題有某程度的認識，並迫使當局公開所有資料。當所有資料公開了以後，你沒空看不要緊，馮智活有，其他關心的人有。」
訪問：歐輝、方鈺鈞、張彩雲
撰文：歐輝
註釋：
1. 見《核子發電－－大亞灣計劃面面觀》附錄：「大亞灣核電廠事件日程表」（香港：明報出版社出版附錄，1987)。
2. 見郭乃弘：「基督教在香港發展中的角色和任務」，載於陳海文等著《香港教會與社會運動：八十年代的反思》(香港：香港基督徒學會，1994）；有關另外兩個聯委會，見同書附錄四：「八十年代教會關社歷程」。
3. 註2 中陳海文等一書的附錄四。
4. 蔡子強於2003年的文章「香港政制發展的回顧與展望」提出，聯席是「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」的雛型。他的分析看來源於Herbert S. Yee & Wong Yiu-Chung, “Hong Kong: the politics of the Daya Bay nuclear plant debate” International Affairs, Vol. 63, No. 4, Autumn, 1987, pp. 617-630。Yee & Wong一文同時記述了1986年的政制爭論。
5. 見註4中Herbert S. Yee & Wong Yiu-Chung一文。
6. 李柱銘：「大亞灣核電廠：中共的公關手段，遠較港英政府高明。」《壹週刊》，2007年08月16日。
7. 《大亞灣核電站資料冊》(香港：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出版，1987)，頁27。
8. 見註4中Herbert S. Yee & Wong Yiu-Chung一文和Ko Ting Ming, “Pressure Groups and the Daya Bay Controversy”（哲學碩士論文，香港：香港大學，198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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