保持根基，把握機會──訪香港第一代反核女將梁詠雩
香港反核運動訪問系列（二）
獨立媒體
2/14/2012
梁詠雩，Trini，是本地八十年代初反核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，現在從事環保顧問工作。
福島核災難前，因為深感氣候變化問題日益惡化，她曾經懷疑核能是無可避免的選擇。
她承認自己曾這樣想：「全球暖化，温室氣體排放日益嚴重，若只有十年時間處理，權衡利害後，是否用核電作為暫時緩解方法，先過了這一關，再全面發展再生能源？」
但是，去年日本福島的核災難敲響警號，令她驚醒，深感核電始終是最壞的選擇。
梁詠雩指出，各國政府現在都借氣候變化問題為藉口，推動發展核能，香港如是、中國政府亦如是。
政治家希望靠核能達到減排目標，核能工業追求龐大利潤，兩者一拍即合。
梁詠雩說，核能是資本密集的行業，必須依賴政府以納稅人的錢來資助，對核工業來說，是「好筍」的事。
各國政府的另一個考慮，是想維持自己在核武軍備上的優勢。
正因為這樣，核工業的遺傳因子裡必然包含謊言。
「他們根本知道無法解決核廢料的問題，但會投入大量資源為核能塗脂抺粉，隱瞞這些事實。」
JOCNE─關注核電廠聯合組織
七十年代，梁詠雩在亞洲專訊資料中心 (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, AMRC) 工作，中心研究電子化學物品對工人的危害和對環境的污染，她因此開始關注輻射對人體和環境的影響，並代表中心參與1982年組成的Joint Organization for the Concern of Nuclear Energy－JOCNE（「關注核電廠聯合組織」，後易名為「關注核能委員會」）。JOCNE的成員包括長春社、基督徒學生運動和AMRC，還有一些基督徒和天主教神父。他們因為美國三哩島核事故，對中國發展核能深感憂慮。
梁詠雩憶述，JOCNE初期的發言人是長春社主席温石麟，後來她被邀請代替温石麟，從1982年起成為發言人，一直到1986年，才改由基督徒學生運動的馮智活任發言人。
「我猜，當時長春社不想扮演太前線的角式，可能他們覺得長春社的角色是保育，不是搞行動或者搞campaign，又或者長春社領導層覺得這是一場運動，一場硬仗，而且對象是中華電力、嘉道理家族和中國政府，所以決定不扮演前線角色。」
梁詠雩說，當年很少人覺得核電危險，只知道「綠色和平」反對核試爆和美國三里島核災。
她說，JOCNE成立的目的是關注核能而不是反核，因為其中一些人不反對核能，而只是感到香港人需要知道更多大亞灣核電站計劃的詳情。有研究記載，JOCNE成立的目的，包括搜集跟核能相關的資訊、研究和分析核能在經濟和技術上的問題以及對健康及環境的影響、引發社會關注和為進一步的行動集合資源。
梁詠雩說，JOCNE初期最主要的工作是引起公眾關注，所以他們印製了很多有關核能的單張和小冊子，又搞研討會和學習小組。
擴大社會支持
JOCNE開始時只是一個小圈子，不過他們很快意識到運動需要壯大。梁詠雩說，他們知道必須擴闊支持面，而關鍵是把議題跟民生問題聯繫起來。
1978年政府同香港電燈公司簽署利潤保障協議，觸發了民間對監管公共事業的訴求，於1982年組成「各界監管公共事業聯委會」，成員包括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和教育專業人員協會（教協）。
當年關注政府跟兩電利潤協議的，還有代表本地工業界利益的香港能源協會。JOCNE於是跟他們聯絡，向他們解釋核電的影響。梁詠雩說：「那時中電宣傳說，使用核電後電費會便宜很多。這些團體從民生角度出發，認為電費便宜就好，至於核電安全的問題，涉及技術層面的事情，不是他們關注的焦點。
因此他們開頭並不投入，亦未準備好支持。我們游說他們關注這議題時，便著重提醒他們核電其實一點都不便宜。」
JOCNE的策略漸見效果，這些團體開始就中電投資興建核電站對電費的影響提出質疑。JOCNE也經常出席各界監管公共事業聯委會的會議，跟與會者討論相關問題，又一起約見行政立法兩局非官首議員。
1984年JOCNE就興建大亞灣核電站召開記者會，右1為梁詠雩，中間為當時長春社的代表陳偉群。
1984年，中電和中方商定在大亞灣建造中國第一個商用核電站，地基平整工程隨即展開。
與此同時，香港電燈卻表明不會參與計劃，原因之一是預計大亞灣核電站（以下簡稱「大核」）發電成本較貴。
JOCNE跟香港地球之友和各界監管公共事業聯委會，公開呼籲政府就建造大核的經濟和安全問題，進行公眾諮詢。
梁詠雩記得，1984至85年間，高山劇場舉行了一個關注全港民生的大會，大核工程是其中一個重要議程。梁詠雩認為，這是當年反核運動一個里程碑。之後他們在街頭搞簽名行動，收集到近萬人的簽名。
她興奮道：「很振奮，覺得很成功，之後很多人一起遊行到當時的布政司署。」梁詠雩說，當年教協角色很重要，因為舉辦論壇、設街站搞簽名運動和做宣傳，都會借用教協的資源，開會時二十多人，也會去教協借場。由於多了關注公共事業和民生的團體加入，當年任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的劉千石，便跟梁詠雩一起輪流當發言人。
除了召開記者會和上面提到的行動外，梁詠雩記得他們曾在中電總部搞燭光晚會，又到倫敦游說英國國會議員，希望影響香港政府的決定。
他們還曾經北上，向廣東省電力公司表達港人的關注。她說：「當年見報率好好，常常上頭版，上電視……報章會刊登我們寫的分析文章。」談到運動為甚麼得到傳媒關注，梁詠雩說：「可能是我們用的方法很知識性很專業，講話時會引用很有力的研究，好理性。我們還約中電開會辯論……把中電逼到埋牆。」
從民間走向議會
1986年4月26日，前蘇聯切爾諾貝爾發生核災難，5月31日「關注核能委員會」和多個民間團體成立「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站聯席會議」（以下簡稱「聯席」），並於6月8日展開全港簽名運動，第一天便有超過一萬人簽名支持，區議會議員和學校也紛紛加入。6月23日，教協宣佈加入聯席，並隨即發動會員在全港學校進行簽名行動，結果歷史性地動員了一百萬人簽名反對興建大亞灣核電站。
對香港人來說，切爾諾貝爾核災難是巨大的警號。大亞灣核電站距離香港只有48公哩，一旦建成，香港人從此要活在核災難的龐大陰影下。本來完全不關心核電的人，一下子都大表憂慮。梁詠雩說，當年一些演員明星如鄭裕玲曾聲言，如果不能停建大核，她會移民。
切爾諾貝爾核災難也令反核運動從民間走向議會。
核災前，JOCNE雖然曾多次約見行政立法兩局非官首議員，就興建大核表達憂慮和要求政府向公眾提供更多資訊，但議員們並未積極回應。
切爾諾貝爾核災難觸發市民高度關注大核工程，在民間強烈的聲音下，當年任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的鄧蓮如公開表示，政府是否重新考慮向大核買電，主要視乎香港的民意。
七月中立法局就大核工程召開休會辯論。與此同時，立法局在七月初一次內務會議中，決議組成兩個核能考察團，分別由李鵬飛和譚慧珠率團到日本和歐美考察。司徒華因為不滿內務會議就考察團的安排，自行到美國考察當地核電廠和走訪反核組織。
正如當時輿論預料，立法局的核電考察團回港後，聲稱大亞灣核電站選用的反應堆十分安全，香港人無需過慮。司徒華回港後，則著力批評香港政府拒絶向立法局和市民提供大核計劃的各種細節。
李柱銘2007年在一篇文章中回憶（註１），在立法局休會期間，他曾要求當時署理港督布政司鍾逸傑召開立法局特別會議，討論大核的問題，但遭到拒絕。
之後，他又在兩局非官守議員的內務會議上，要求召開特別會議，希望在大核工程主要建造合約簽訂前，就大核的興建計劃進行辯論，可惜遭議員否決。最後立法局於10月15日就大核進行辯論，但廣東核電合營公司和法國法馬通公司已於9月23日簽訂主要合同，議員的辯論只能圍繞安全和電費問題，要求當局作出保證。
當年同為立法局議員和基本法起草委員的李柱銘和司徒華。
從反核轉向爭取民主
運動正得到大多數市民支持之際，梁詠雩卻選擇退下前線，她說：「有些burn out……原本想拿到一萬個簽名便交棒，現在有一百萬個簽名，更可以交棒了。」
當時有傳聞中方內部有不同聲音，大核可能停建，勝利看似在望，可惜港人並未如願。「我們覺得致命傷是李鵬，他在蘇聯是讀核子工程的，所以大力推動中國發展核能，而且他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，正在上位。」
梁詠雩對1986年以後的運動沒有多大印象，只餘下挫折感。她說：「曾經以為好接近成功，八八年急轉直下，覺得好挫折。我想香港人好現實，中國說一定要興建，喊都無謂。」
梁詠雩認為，運動未有持續下去，主因是後來社運將所有力量放在民主運動上。
當年的反核運動是社運一個重要里程碑，因為這是香港歷來最大的一次動員，可惜後來大家都去了爭民主。
她認為司徒華等把整個平台由反核變成爭取民主：「我不知道他們是否intentional（故意）……八八直選都是這班人……然後八九、九七……你知司徒華，他們好one track（單向）──總之現時最大最重要的是民主……」
雖然梁詠雩支持民主運動，但不認同把反核平台變成民主運動。
「如果只將運動看成是動員支持者的平台，那爭取到一百萬人簽名便是成功。不是成功嗎？當然是成功啦！然後我拿著它看看可以做什麼……。」她說，這是否一件壞事，視乎領袖們的動機和目的。
當年不時有人問她聯席是否會解散，她一直答「不」，因為運動目標是停建大核，目標既然未達到，運動當然繼續下去。雖然她這樣想，但不同人有不同取向，運動還是結束了。「可能是人之常情吧，既然反對無用，何不要他們做好些？……跟中電多討論多監察，入立法局可以更有效…。」
檢討運動成敗，梁詠雩說，運動最早期主要用倡議方式，即是嘗試影響決策，卻沒有投放資源去建立運動的基層組織，搞簽名也是一次過。
另外，運動也寄望明星和社會上層，以為可以改變社會和影響政府。
「我們基本上沒有建立基層，當領袖全部離開運動，還剩下什麼呢？甚麼都沒有！」。
至於她自己，當年退下來，轉向中國勞工研究，投身工運，期望連結和教育基層，也是因為曾被社運其他人批抨，說反核和環保運動脫離基層，只顧在社會上層做工作。
反核運動與環保運動
梁詠雩認為，當年反對興建大亞灣核電站的人可分為三類。
第一類是最早期的參與者。他們認為核能本身有問題，如核廢料的處理和跟核武器的關係等。
第二類人是基於安全問題反核，他們對大陸的核電廠尤其沒有信心。
第三類人的出發點是民生，害怕核電扯高電費。
梁詠雩屬於第一類。「早期我們跟歐美和日本等國的反核運動有聯繫，邀請他們的專家來港舉辦會議。攜帶核武的美國航空母艦訪港，我們會拉環額去美國領事館抗議。」當年第一類人還有大律師司徒蓮（Linda Siddall），香港地球之友的創辦人。
梁詠雩回憶，司徒蓮當年很支持反核，因為不滿長春社不在前線搞運動，便組織一個新的環保組織來反核，並邀請她加入第一屆執委。不過，梁詠雩指地球之友早期的領袖多是西人，不重視本土發展，所以她做了一屆執委便沒有再參加。
梁詠雩分析，八十年代以後的本地環保組織比較面向基層，也不靠政治明星：「很多環保團體不會上街，不用倡議模式，而改為利用教育方法。」但九十年代的綠色運動，思維方法跟以前有很大分別，變成著重個人層面的實踐，例如素食。
香港現在的環保組織都不大反核，問梁詠雩何解，她說：「（環保組織的）董事局有不同人，很複雜。」她笑言問題也和代溝有關。
董事局的成員年紀較大、較保守，會考慮自身的利益，而職員多數較年青、願意冒險和比較接近社會脈搏和時代趨勢。
她說，環保組織的董事局邀請新成員加入時，有很多考慮，例如要知名人士，或者想平衡組織內的各種聲音和力量。
3.11後，梁詠雩也一度以為香港會再牽起反核運動。
她很好奇為什麼年青人不加入反核。
她猜測當年的運動讓電力公司汲取了教訓，現在投放很多資源為年青一輩洗腦和搞公關。
http://easss.com/nuclear
但她認為，這也反映了環保運動斷層：「第一代環保運動的模式好知識份子，會檢視政策，考慮如何影響政府和決策者，但鮮有改變人的內在生活和文化價值觀。」
梁詠雩認為，反核運動需要新力軍，因為搞社運一定要有年青人。她說，以前的反核運動跟反戰運動關係密切，而且很有創意，有音樂和電影，還吸引到明星加入。
現在若要進行新社運，也要有創意才能啓發年輕一代。但是，她認為最重要是必需有核心關注的人，至少有數位。
他們要覺得反核好重要，無論如何都要做。
她認為社運最重要的特色，是聯合各種力量：「要將自己的想法和他人溝通，再將想法變成訴求、建議以至議程，然後去推動改變。」
雖然短期來說本地反核前景不樂觀，但梁詠雩認為不必感到絶望。
她認為，反核前景視乎如何找到機會和平台去闡明新的價值。她語重深長道：「人好難走出安全區。為什麼要我改？……這是人之常情……但作為社運，要養兵千日用在一朝，要一路疏理，一路保持根基，一旦有事就可以把握機會發揚光大。」
她深信任何事都有一個觸發點，只要那刻來到，大家就會行動，茉莉花革命亦是如此。
訪問：方鈺鈞、張彩雲、歐輝
撰文：方鈺鈞
註釋：
1. 李柱銘：「大亞灣核電廠：中共的公關手段，遠較港英政府高明。」《壹週刊》，2007年08月16日。
參考資料：
1.《大亞灣核電站資料冊》（1987），香港：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出版
2. Ko Ting Ming (1987),“Pressure Groups and the Daya Bay Controversy”，哲學碩士論文，香港大學。
香港反核運動訪問系列（二）
獨立媒體
2/14/2012
福島核災難前，因為深感氣候變化問題日益惡化，她曾經懷疑核能是無可避免的選擇。
她承認自己曾這樣想：「全球暖化，温室氣體排放日益嚴重，若只有十年時間處理，權衡利害後，是否用核電作為暫時緩解方法，先過了這一關，再全面發展再生能源？」
但是，去年日本福島的核災難敲響警號，令她驚醒，深感核電始終是最壞的選擇。
梁詠雩指出，各國政府現在都借氣候變化問題為藉口，推動發展核能，香港如是、中國政府亦如是。
政治家希望靠核能達到減排目標，核能工業追求龐大利潤，兩者一拍即合。
梁詠雩說，核能是資本密集的行業，必須依賴政府以納稅人的錢來資助，對核工業來說，是「好筍」的事。
各國政府的另一個考慮，是想維持自己在核武軍備上的優勢。
正因為這樣，核工業的遺傳因子裡必然包含謊言。
「他們根本知道無法解決核廢料的問題，但會投入大量資源為核能塗脂抺粉，隱瞞這些事實。」
JOCNE─關注核電廠聯合組織
七十年代，梁詠雩在亞洲專訊資料中心 (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, AMRC) 工作，中心研究電子化學物品對工人的危害和對環境的污染，她因此開始關注輻射對人體和環境的影響，並代表中心參與1982年組成的Joint Organization for the Concern of Nuclear Energy－JOCNE（「關注核電廠聯合組織」，後易名為「關注核能委員會」）。JOCNE的成員包括長春社、基督徒學生運動和AMRC，還有一些基督徒和天主教神父。他們因為美國三哩島核事故，對中國發展核能深感憂慮。
梁詠雩憶述，JOCNE初期的發言人是長春社主席温石麟，後來她被邀請代替温石麟，從1982年起成為發言人，一直到1986年，才改由基督徒學生運動的馮智活任發言人。
「我猜，當時長春社不想扮演太前線的角式，可能他們覺得長春社的角色是保育，不是搞行動或者搞campaign，又或者長春社領導層覺得這是一場運動，一場硬仗，而且對象是中華電力、嘉道理家族和中國政府，所以決定不扮演前線角色。」
梁詠雩說，當年很少人覺得核電危險，只知道「綠色和平」反對核試爆和美國三里島核災。
她說，JOCNE成立的目的是關注核能而不是反核，因為其中一些人不反對核能，而只是感到香港人需要知道更多大亞灣核電站計劃的詳情。有研究記載，JOCNE成立的目的，包括搜集跟核能相關的資訊、研究和分析核能在經濟和技術上的問題以及對健康及環境的影響、引發社會關注和為進一步的行動集合資源。
梁詠雩說，JOCNE初期最主要的工作是引起公眾關注，所以他們印製了很多有關核能的單張和小冊子，又搞研討會和學習小組。
擴大社會支持
JOCNE開始時只是一個小圈子，不過他們很快意識到運動需要壯大。梁詠雩說，他們知道必須擴闊支持面，而關鍵是把議題跟民生問題聯繫起來。
1978年政府同香港電燈公司簽署利潤保障協議，觸發了民間對監管公共事業的訴求，於1982年組成「各界監管公共事業聯委會」，成員包括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和教育專業人員協會（教協）。
當年關注政府跟兩電利潤協議的，還有代表本地工業界利益的香港能源協會。JOCNE於是跟他們聯絡，向他們解釋核電的影響。梁詠雩說：「那時中電宣傳說，使用核電後電費會便宜很多。這些團體從民生角度出發，認為電費便宜就好，至於核電安全的問題，涉及技術層面的事情，不是他們關注的焦點。
因此他們開頭並不投入，亦未準備好支持。我們游說他們關注這議題時，便著重提醒他們核電其實一點都不便宜。」
JOCNE的策略漸見效果，這些團體開始就中電投資興建核電站對電費的影響提出質疑。JOCNE也經常出席各界監管公共事業聯委會的會議，跟與會者討論相關問題，又一起約見行政立法兩局非官首議員。
1984年JOCNE就興建大亞灣核電站召開記者會，右1為梁詠雩，中間為當時長春社的代表陳偉群。
1984年，中電和中方商定在大亞灣建造中國第一個商用核電站，地基平整工程隨即展開。
與此同時，香港電燈卻表明不會參與計劃，原因之一是預計大亞灣核電站（以下簡稱「大核」）發電成本較貴。
JOCNE跟香港地球之友和各界監管公共事業聯委會，公開呼籲政府就建造大核的經濟和安全問題，進行公眾諮詢。
梁詠雩記得，1984至85年間，高山劇場舉行了一個關注全港民生的大會，大核工程是其中一個重要議程。梁詠雩認為，這是當年反核運動一個里程碑。之後他們在街頭搞簽名行動，收集到近萬人的簽名。
她興奮道：「很振奮，覺得很成功，之後很多人一起遊行到當時的布政司署。」梁詠雩說，當年教協角色很重要，因為舉辦論壇、設街站搞簽名運動和做宣傳，都會借用教協的資源，開會時二十多人，也會去教協借場。由於多了關注公共事業和民生的團體加入，當年任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的劉千石，便跟梁詠雩一起輪流當發言人。
除了召開記者會和上面提到的行動外，梁詠雩記得他們曾在中電總部搞燭光晚會，又到倫敦游說英國國會議員，希望影響香港政府的決定。
他們還曾經北上，向廣東省電力公司表達港人的關注。她說：「當年見報率好好，常常上頭版，上電視……報章會刊登我們寫的分析文章。」談到運動為甚麼得到傳媒關注，梁詠雩說：「可能是我們用的方法很知識性很專業，講話時會引用很有力的研究，好理性。我們還約中電開會辯論……把中電逼到埋牆。」
從民間走向議會
1986年4月26日，前蘇聯切爾諾貝爾發生核災難，5月31日「關注核能委員會」和多個民間團體成立「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站聯席會議」（以下簡稱「聯席」），並於6月8日展開全港簽名運動，第一天便有超過一萬人簽名支持，區議會議員和學校也紛紛加入。6月23日，教協宣佈加入聯席，並隨即發動會員在全港學校進行簽名行動，結果歷史性地動員了一百萬人簽名反對興建大亞灣核電站。
對香港人來說，切爾諾貝爾核災難是巨大的警號。大亞灣核電站距離香港只有48公哩，一旦建成，香港人從此要活在核災難的龐大陰影下。本來完全不關心核電的人，一下子都大表憂慮。梁詠雩說，當年一些演員明星如鄭裕玲曾聲言，如果不能停建大核，她會移民。
切爾諾貝爾核災難也令反核運動從民間走向議會。
核災前，JOCNE雖然曾多次約見行政立法兩局非官首議員，就興建大核表達憂慮和要求政府向公眾提供更多資訊，但議員們並未積極回應。
切爾諾貝爾核災難觸發市民高度關注大核工程，在民間強烈的聲音下，當年任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的鄧蓮如公開表示，政府是否重新考慮向大核買電，主要視乎香港的民意。
七月中立法局就大核工程召開休會辯論。與此同時，立法局在七月初一次內務會議中，決議組成兩個核能考察團，分別由李鵬飛和譚慧珠率團到日本和歐美考察。司徒華因為不滿內務會議就考察團的安排，自行到美國考察當地核電廠和走訪反核組織。
正如當時輿論預料，立法局的核電考察團回港後，聲稱大亞灣核電站選用的反應堆十分安全，香港人無需過慮。司徒華回港後，則著力批評香港政府拒絶向立法局和市民提供大核計劃的各種細節。
李柱銘2007年在一篇文章中回憶（註１），在立法局休會期間，他曾要求當時署理港督布政司鍾逸傑召開立法局特別會議，討論大核的問題，但遭到拒絕。
之後，他又在兩局非官守議員的內務會議上，要求召開特別會議，希望在大核工程主要建造合約簽訂前，就大核的興建計劃進行辯論，可惜遭議員否決。最後立法局於10月15日就大核進行辯論，但廣東核電合營公司和法國法馬通公司已於9月23日簽訂主要合同，議員的辯論只能圍繞安全和電費問題，要求當局作出保證。
當年同為立法局議員和基本法起草委員的李柱銘和司徒華。
從反核轉向爭取民主
運動正得到大多數市民支持之際，梁詠雩卻選擇退下前線，她說：「有些burn out……原本想拿到一萬個簽名便交棒，現在有一百萬個簽名，更可以交棒了。」
當時有傳聞中方內部有不同聲音，大核可能停建，勝利看似在望，可惜港人並未如願。「我們覺得致命傷是李鵬，他在蘇聯是讀核子工程的，所以大力推動中國發展核能，而且他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，正在上位。」
梁詠雩對1986年以後的運動沒有多大印象，只餘下挫折感。她說：「曾經以為好接近成功，八八年急轉直下，覺得好挫折。我想香港人好現實，中國說一定要興建，喊都無謂。」
梁詠雩認為，運動未有持續下去，主因是後來社運將所有力量放在民主運動上。
當年的反核運動是社運一個重要里程碑，因為這是香港歷來最大的一次動員，可惜後來大家都去了爭民主。
她認為司徒華等把整個平台由反核變成爭取民主：「我不知道他們是否intentional（故意）……八八直選都是這班人……然後八九、九七……你知司徒華，他們好one track（單向）──總之現時最大最重要的是民主……」
雖然梁詠雩支持民主運動，但不認同把反核平台變成民主運動。
「如果只將運動看成是動員支持者的平台，那爭取到一百萬人簽名便是成功。不是成功嗎？當然是成功啦！然後我拿著它看看可以做什麼……。」她說，這是否一件壞事，視乎領袖們的動機和目的。
當年不時有人問她聯席是否會解散，她一直答「不」，因為運動目標是停建大核，目標既然未達到，運動當然繼續下去。雖然她這樣想，但不同人有不同取向，運動還是結束了。「可能是人之常情吧，既然反對無用，何不要他們做好些？……跟中電多討論多監察，入立法局可以更有效…。」
檢討運動成敗，梁詠雩說，運動最早期主要用倡議方式，即是嘗試影響決策，卻沒有投放資源去建立運動的基層組織，搞簽名也是一次過。
另外，運動也寄望明星和社會上層，以為可以改變社會和影響政府。
「我們基本上沒有建立基層，當領袖全部離開運動，還剩下什麼呢？甚麼都沒有！」。
至於她自己，當年退下來，轉向中國勞工研究，投身工運，期望連結和教育基層，也是因為曾被社運其他人批抨，說反核和環保運動脫離基層，只顧在社會上層做工作。
反核運動與環保運動
梁詠雩認為，當年反對興建大亞灣核電站的人可分為三類。
第一類是最早期的參與者。他們認為核能本身有問題，如核廢料的處理和跟核武器的關係等。
第二類人是基於安全問題反核，他們對大陸的核電廠尤其沒有信心。
第三類人的出發點是民生，害怕核電扯高電費。
梁詠雩屬於第一類。「早期我們跟歐美和日本等國的反核運動有聯繫，邀請他們的專家來港舉辦會議。攜帶核武的美國航空母艦訪港，我們會拉環額去美國領事館抗議。」當年第一類人還有大律師司徒蓮（Linda Siddall），香港地球之友的創辦人。
梁詠雩回憶，司徒蓮當年很支持反核，因為不滿長春社不在前線搞運動，便組織一個新的環保組織來反核，並邀請她加入第一屆執委。不過，梁詠雩指地球之友早期的領袖多是西人，不重視本土發展，所以她做了一屆執委便沒有再參加。
梁詠雩分析，八十年代以後的本地環保組織比較面向基層，也不靠政治明星：「很多環保團體不會上街，不用倡議模式，而改為利用教育方法。」但九十年代的綠色運動，思維方法跟以前有很大分別，變成著重個人層面的實踐，例如素食。
香港現在的環保組織都不大反核，問梁詠雩何解，她說：「（環保組織的）董事局有不同人，很複雜。」她笑言問題也和代溝有關。
董事局的成員年紀較大、較保守，會考慮自身的利益，而職員多數較年青、願意冒險和比較接近社會脈搏和時代趨勢。
她說，環保組織的董事局邀請新成員加入時，有很多考慮，例如要知名人士，或者想平衡組織內的各種聲音和力量。
3.11後，梁詠雩也一度以為香港會再牽起反核運動。
她很好奇為什麼年青人不加入反核。
她猜測當年的運動讓電力公司汲取了教訓，現在投放很多資源為年青一輩洗腦和搞公關。
http://easss.com/nuclear
但她認為，這也反映了環保運動斷層：「第一代環保運動的模式好知識份子，會檢視政策，考慮如何影響政府和決策者，但鮮有改變人的內在生活和文化價值觀。」
梁詠雩認為，反核運動需要新力軍，因為搞社運一定要有年青人。她說，以前的反核運動跟反戰運動關係密切，而且很有創意，有音樂和電影，還吸引到明星加入。
現在若要進行新社運，也要有創意才能啓發年輕一代。但是，她認為最重要是必需有核心關注的人，至少有數位。
他們要覺得反核好重要，無論如何都要做。
她認為社運最重要的特色，是聯合各種力量：「要將自己的想法和他人溝通，再將想法變成訴求、建議以至議程，然後去推動改變。」
雖然短期來說本地反核前景不樂觀，但梁詠雩認為不必感到絶望。
她認為，反核前景視乎如何找到機會和平台去闡明新的價值。她語重深長道：「人好難走出安全區。為什麼要我改？……這是人之常情……但作為社運，要養兵千日用在一朝，要一路疏理，一路保持根基，一旦有事就可以把握機會發揚光大。」
她深信任何事都有一個觸發點，只要那刻來到，大家就會行動，茉莉花革命亦是如此。
訪問：方鈺鈞、張彩雲、歐輝
撰文：方鈺鈞
註釋：
1. 李柱銘：「大亞灣核電廠：中共的公關手段，遠較港英政府高明。」《壹週刊》，2007年08月16日。
參考資料：
1.《大亞灣核電站資料冊》（1987），香港：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出版
2. Ko Ting Ming (1987),“Pressure Groups and the Daya Bay Controversy”，哲學碩士論文，香港大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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